澳门金莎中国种业做大做强实现与跨国种子公司抗衡的八个原则

中国种业如何做大做强,加快良种培育、做大做强种业,种业企业小、散、乱,我国种子市场最后可能被若干家大型跨国种业公司所主宰,跨国种业公司最早以蔬菜和花卉种子为突破口进军中国种子市场,对我国的种质资源(又称遗传资源或基因资源)和种子产业安全构成了威胁,育种创新体制机制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对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体制机制、品种审定和登记管理、植物新品种保护、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种业监督管理等进行全面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穆东升说,对任何一个跨国种业公司转基因产品的准入,中国种业公司在逐渐失去竞争能力,决不能开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审批

原则四:提升平台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家农业企业或科研院所具有与国外公司抗衡的能力,一旦开放,要么倒闭,要么被兼并。尽管表面上国外公司只占49%的股份,但是像杜邦先锋公司一样,在中国的每个合资公司中都占49%的股份,其实它就变成了中国玉米的最大股东。

为保护好种质资源这一国家战略资源,草案规定,占用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或者种质资源保护地的,需经原设立机关同意。此次法律修改还明确规定,与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应当经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跨国种业公司在中国的扩张,主要采取收购、兼并国内种子公司的方式快速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他们还与国内顶级育种实验室“合作”,掠夺我国种子科研资源。这样一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人脉,在国家政策制定等方面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二可获得所需要的技术和国内种质资源,三可吸引科研院所骨干力量跳槽,获得大量人才资源。

政府对种业的管理不能一刀切,必须进行细分。其一,种业具有不同的领域,如蔬菜、玉米水稻大豆等,各子市场开放的程度有所不同,被跨国种子公司垄断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二,国内的种子企业有规模大小之分,经营的重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也不相同;其三,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的目标有所不同,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就相应地不同。因此,政府对种业的管理必须根据不同的种业类别、企业规模及发展阶段,有区别地对待。

2000年我国颁布了《种子法》,国内种子市场,特别是蔬菜花卉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蓄势已久的国外大公司如美国圣尼斯、瑞士先正达、法国利马格兰、以色列海泽拉、泰国正大、荷兰比久、荷兰瑞克斯旺、荷兰安莎等迅速在中国注册公司。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超过70家,主要从事蔬菜和花卉业务。

品种退出制度的建立,将为种业发展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和林木品种出现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不宜继续经营、推广的,由原公告部门发布公告,停止经营、推广。

针对跨国种业公司在中国咄咄逼人的疯狂扩张态势,建议:

中国种业科研人员素质并不差,很多都是从国外回来,或者是从事多年研究,水平都很高。如果国内提供的待遇不能够适应科研人员的要求,他们必然会被人挖走。跨国种子公司能够提供更好的薪酬待遇,月薪动辄数万,这造成中国种业人才流失。而且若管理不当,一些核心的研发人员有可能将国内的研发成果带到跨国公司内,因此中国种业需要遏制这种不利的局面,通过设立富有吸引力的薪酬和激励机制,防止人才流失。

农业竞争的核心是种业,种业竞争的核心是科技,而企业毫无疑问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这一点已经被世界发达种业国家的发展历程所证实。国外种业是大公司办研究院,而国内则是研究院所办小公司,近几年各级科研院所创办的大大小小的公司有3000余家,中国种业不培育大公司,仅凭研究院所和小公司与跨国公司对垒,肯定要吃大亏。因此,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空母舰”,保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建设迅速扩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指出,近年来,大量原来建在郊区甚至是远郊区的种质资源库、保护区或者保护地,逐步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范围。由于种质资源保护的公益性质,难以给地方带来经济效益,有些地方随意占用种质资源库、保护区和保护地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大量地方品种和野生品种种质资源因此而消失。

1.加快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对接,逐步完成商业育种与公益单位的剥离。要尽快制定出台配套的政策,鼓励农业科研院所、高校的育种人才向企业流动,促进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商业化育种优势向企业转移;规范科技成果转让行为,建立品种权转让的估价交易制度和平台;加大力度,优先支持重点企业与农业科研院所、高校共建商业化育种平台,采用抵扣税收等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提高企业的商业化育种能力和水平。利润支持科研单位利用丰富的育种资源、先进技术、高级人才和优良品种促进商业化过程。

编者按:

另一些国外公司则采取建立办事处或实验站的方式研究中国种子市场,等待时机。比如1998年以色列海泽拉种子公司、瑞士先正达种子公司在山东寿光建立实验站,试验、展示蔬菜新品种;世界最大的种业公司之一美国先锋公司,则在辽宁铁岭成立研究中心,东北三省都有其春玉米的实验基地,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也有夏玉米的实验基地。美国圣尼斯种子公司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研究中国种子市场近十年。

从企业层面看,2012年世界种业十强公司销售额达270多亿美元,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61%,其中前三强种子公司销售额达200多亿美元,占比超过44%。而2012年中国种业前十强销售额共106亿元,占全国种子市场份额的10%。科研投入方面,美国孟山都公司2012年科研投入15.7亿美元,中国前50强企业投入共计12亿元。

修改完善《种子法》,禁止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机构非法搜集国内种质资源;对于国内重要农作物的核心种质资源,要建立分子标记指纹图谱,建立可以追踪的档案;对于与跨国公司合作的科学家、跳槽到跨国种业公司的育种人才和与国外进行合作交流的科技人员,在坚持正面引导的同时依法建立种质资源流失追究责任制度,严格防范种质资源无偿流入跨国育种公司和国外科研机构。

原则五:协调利益,机制灵活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种业的市场集中度明显不足,整体实力十分薄弱。世界前10强的种业企业在世界种子贸易额中所占份额达35%,而我国前10强种业企业同期只占全球种子市场销售额的0.8%。

现实中,转基因产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回应消费者对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关切,草案规定,转基因植物品种的选育、试验、审定和推广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价,采取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跟踪监管并及时公告有关转基因植物品种审定和推广的信息。

3.制定长期稳定的种子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对作物育种产业实行减免税收和低税政策。对产业发展特需人才、土地等,实施优惠政策。

中国种业发展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中国种业内部还存在一些显着的问题,比如缺乏中长期规划和战略思路;种业企业小、散、乱,没有能与跨国公司匹敌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研发力量薄弱而且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

国外公司凭借其先进的科技,雄厚的资金,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大举进军中国种子市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控制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涉及到所有蔬菜作物。国内主要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特别是出口型蔬菜生产基地,国内种子品种面临全线失守、全军覆没的困境。

品种审定制度是中国品种管理的重要制度,对良种推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审定品种多、审定通道窄、审定过程不规范等问题。有的审定标准与市场需求脱节,品种审定与保护脱节,“一品多名”和“多品一名”现象时有发生。

三、启动育种专家保护工程,保护育种人才

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曾联合公布《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报告。这一报告称,目前中国最有可能商业化的3种转基因水稻,其多项专利属于外国公司,这可能导致中国对它的主粮失去控制。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实行本土化战略,保护好我国宝贵的农业种质资源应提到战略高度。

“由于这些作物品种不审定也不登记,相关主管部门没有品种的标准样品、不掌握品种的特征特性,因此无法判定市场销售品种的真假。一旦在生产上出现问题也难以进行鉴定,无法保障农民的利益。由于仿冒成本低、经济利益高,市场上出现大量的一品多名等”冒牌”、”套牌”种子,严重损害了育种者的合法权益,挫伤了其创新积极性。”张宝文说。

一、坚决禁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审批

在这样背景下,中国种业要做大做强,形成与跨国种子公司抗衡的能力,就必须坚持和遵循一定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以此保障种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其次,应加快产学研结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空母舰”。

杜绝假种

网易财经2月28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2013年全国政协提案中称,跨国种业公司在中国疯狂扩张态势咄咄逼人,中国种业公司在逐渐失去竞争能力。为应对这种情况,应坚决禁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审批。对任何一个跨国种业公司转基因产品的准入,都可能导致该市场一夜之间被鲸吞,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开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审批。

中国种业实际上仍处于起步的阶段,与跨国种子公司的实力差距悬殊,这就要求中国种业在有长远规划的同时,还要有阶段性目标,对不同领域里面种业做大做强应有先后顺序,区分不同的梯度层次,抓住重点市场、重点企业、重点技术,在此基础上再对成功的范例加以推广,实行整体推进,提高种业的总体竞争实力。

比如,我们的野生大豆种质资源被美国人获取后,他们通过分子标记等手段申请了160多项专利。这样,中国农民种植中国大豆却侵犯了美国的专利,还要向他们交费。

种质资源保护不力,有效利用不足,流失比较严重;育种创新体制机制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种业国际竞争力弱;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小,…

跨国种业公司的优势在于转基因技术,目前我国的转基因技术水平落后美国20年。由于没有达到同等技术水平,对任何一个跨国种业公司转基因产品的准入,都可能导致该市场一夜之间被鲸吞,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开展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审批。

中国种业内部存在很多利益主体,包括科研院所及其下设的企业、国有种子企业、私营种子企业等等,它们目标不同,在与跨国种子公司的竞争中极易被分化。为此,政府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

在基本控制和稳定中国蔬菜和花卉市场之后,最近几年,国外大公司又开始整合、进军我国大田作物种子市场。

“外资进入后扩张势头强劲,从长远看,如处理不好将对我国种业发展甚至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构成威胁。市场空间受到挤占已经显现,部分种子市场已被外资企业控制。由于外国种子价格普遍高于国产种子几倍甚至数十倍,进一步的影响是生产成本提高。国内育种科研创新也可能因此受到抑制。”权威人士说。

民进中央称,2000年我国颁布《种子法》以后,首先对外开放了蔬菜、花卉种子市场。国外大公司如孟山都、杜邦-先锋、拜耳等跨国种业公司相继进入中国,各凭技术实力瓜分市场,目前在我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农作物种业公司已有76家。他们让中国农民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不得不承受高价种子,如甜椒品种“蔓迪”开出了每克种子180元的天价。同时,跨国种业公司的进入也让国内上万家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的种子企业难以招架。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种业公司在逐渐失去竞争能力。

另据资料表明,中国现已保存38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名列世界第一,但这些种质资源若被国外的先进技术掌握并获得专利,其研究成果就控制了种子。例如,中国的野生大豆种子资源被国外获取后,已通过分子标记等手段申请了160多项专利。2008年,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最有可能商业化的3种转基因水稻,其多项专利属于外国公司,这可能导致中国对主粮失去控制。因此,中国种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保护好自己的种质资源,防止被国外通过各种渠道窃取。

增强我国种业的竞争力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和核心的科技创新体系。跨国种子企业是实施创新和推广良种的主体。国外农作物品种的研究和更新70%是靠企业完成的,而我国90%是由科研院所来完成。在今后的科技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国家的政策应向企业倾斜。把中国的种子企业真正培育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优良品种研发和推广应用的主体。

为此,国家层面将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种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支持公益性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重点开展育种的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研究,以及常规作物、主要造林树种育种和无性繁殖材料选育等公益性研究;鼓励种子企业充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鼓励种子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构建技术研发平台或产学研结合的种业技术创新体系。

由于育种行业的特殊性,谁获得了顶级育种人才,就意味着同时获得了这些人所掌握的种质资源。我国的种质资源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搜集、整理和创造,是国家数亿万元科研项目资助的成果。通常跨国公司仅用年薪几十万元就将这些人才和育种资源轻松占为己有。

从中央的层面来看,尽管种业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种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从地方的层面来看,北京市农业局有望于2010年颁布实施“种业之都”建设规划;“浙江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于2010年1月6日通过专家论证;上海市农委于2010年1月13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编制“上海市种业发展规划”工作。

从2000年《种子法》颁布之后,我国种业开始了市场化进程。种业市场化对促进种子科研与农业生产的结合,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开放后,由于国内上万家种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子企业,结果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严重挤压了国内种子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其又加紧在我国进行研发布局,对我国的种质资源(又称遗传资源或基因资源)和种子产业安全构成了威胁。

据统计,中国农业科研财政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仅为0.53%左右,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还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数的四分之一,也达不到30个最低收入国家的简单平均数。按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研究,当一国农业科研投入强度达到2%左右时,该国才能真正进入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阶段。

四、采取综合措施,大力扶持本土种业

中国种业在发展过程中,已提出和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政策,如良种补贴制度、种子法等,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没有被认真贯彻。基层市场良种侵权、假冒等行为依然大量存在,这不仅给农民和农业带来负面影响,还打击了大量投入资金开展研究的企业。种业发展必须强化执行能力,严厉打击盗版、换袋等不法行为。

跨国种业公司最早以蔬菜和花卉种子为突破口进军中国种子市场。由于政策、法律的限制和对中国市场不熟悉,一些国外公司最先采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比如泰国正大集团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合资成立的东方正大种子有限公司、荷兰纽内姆种子公司与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合资成立的纽内姆(北京)种子有限公司、美国好乐种子公司与新疆西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新疆西艺好乐种子有限公司等。

也正因为如此,种子市场的管理成为常委会组成人员关注的重点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就表示,由于种子市场的管理不到位,假冒伪劣、以次充优、坑农害农的种子事件仍然不少。有的农民用上了假种子,仅有的几亩地、几十亩地陷入了绝收的境地,一年收成因劣种假种而被毁掉。

2.重点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种业。选择有竞争优势或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种业企业,国家集中资金投入培育将其做强做大。推进种子生产专业化、标准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建设,研究提高繁制种技术。要重点引进和培养优秀的种业经营管理人才,学习跨国种业公司经营管理先进经验和科技推广模式。引导种业企业自觉承担科技推广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加强对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实现既卖种子也包技术服务,从而促进种子的销售。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民族种业,参与国际竞争。

原则三:分类指导,梯度推进

如果不能尽快发展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种业企业,我国种子市场最后可能被若干家大型跨国种业公司所主宰。

育种投入长期严重不足

为此,建议展开育种专家人才情况专项调查,建立我国育种专家人才库。提高库内专家待遇,对于其培育出的农作物新品种给予高额奖励,保护其合法利益。要让本土育种专家即使退休之后,仍能享受到他们所创造成果的商业价值。对库内专家实施专人联系制度,随时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维护其合理诉求。对于已经跳槽的育种人才,仍然要与他们保持联系,随时欢迎他们带着先进的育种和管理经验回归。

在产学研合作方面,中国虽然提倡产学研一体,但是并没有落实,原因就是种业一直以科研院所为主导,企业得到的扶持相对较少。这种体制使国内企业和跨国种子公司竞争的需求不相匹配。对社会责任感强、成长性良好的企业,应该加以扶持,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市场主体的地位。

在棉花方面,我国是世界产棉大国,年植棉面积7000多万亩,棉花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4。同时,我国也是棉花消费大国,棉花产业涉及棉农2亿多人,相关的纺织与服装加工业吸纳1300多万人就业,棉花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公司很可能会通过控制棉种来制约我国棉花经济发展,威胁我国棉花安全。这一点我们的大豆产业已经有着深刻的教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与主要农作物审定过多不同,蔬菜、果树、花卉等经济作物品种则长期缺乏管理。此次修法明确要求建立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张宝文表示,现行种子法中只规定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进入市场前必须通过审定,对非主要农作物和非主要林木的品种管理没有作明确规定,导致这些品种的管理处于无序状态,造成品种多乱杂、更新换代慢、品种真实性无保障。本文来源:了望观察网

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防止种质资源流失

怎样做大做强中国种业?从“小、散、乱”到“大、强”,中国种业需要走一条怎样的道路?2009年7月和8月,《第一财经日报》曾刊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赵刚研究员的文章《中国种业灭顶之危》和《谁能担当起中国种业航母重任?》,本次我们续约赵刚研究员就“中国种业如何做大做强”发表评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大国而言,作为粮食产业链上游关键链条的种业,其市场更应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印度、巴基斯坦到现在为止,仍然对其国内大田作物种子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印度规定国外公司在合资中的股份不允许超过40%,而且种子生产在合资后两年必须在印度本土生产。

中国种业的现状是,修饰性、模仿性和低水平重复品种多,有突破性的原始创新品种少。刘振伟认为,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周期长、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育种投入严重不足,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也十分有限。

4.加强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主体,加强种质资源的搜集与鉴评、育种材料的改良和创制、农作物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等种业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以及常规作物育种等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维护种质资源的生态多样性,为种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原则一:规划为纲

我国现已保存38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名列世界第一。但我国种质资源的基因鉴定、研究和利用工作严重滞后,影响了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效率。我国的水稻研究在世界上有一定优势,但水稻有几万个基因,而我们对这些基因研究的功能还很不清楚。有关部门应加强协调,把生物技术运用到作物品种改良上来,培育一些在高产、优质、抗病虫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性的品种。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对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

法律草案对外资进入中国种业也进行了规范,要求国家建立种业安全审查机制。对于外国人、外国企业或外国其他组织投资、并购境内种子企业,或者与境内科研机构、种子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从事品种研发、种子生产经营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对于公共资源,由国家设立集中提供服务,比如成立中国农作物种子资源中心和国家种子知识产权保密审查制度,前者主要搜集优秀种子资源免费提供给种子行业的科研单位使用,后者主要支持种子资源分子身份标识开发利用;而对于竞争性资源,则需要放给市场,注重商业化,提升盈利能力。与此同时,在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建立合适的接口,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的能力,发挥不同环节间的协同效应。

种子是一种特殊商品,事关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目前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正成为种子产业竞争的焦点。孟山都、先正达等跨国种子公司在这些领域占绝对优势。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我们带来高产优质的农产品[12.01
-0.17%],也增大了技术所有者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缺少前瞻性意识,极有可能在农业发展上受制于人。

与现行种子法相比,草案增加了加强跟踪监管和及时公告有关信息的内容。“对从事转基因植物品种种子生产经营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刘振伟说。

种业研发体系,中国与国外主要种业强国的区别在于,国外的农作物品种研究有70%是由企业完成的,即应用研究和竞争性研究,而中国90%都是科研院所完成。

怎样提升种业竞争力?

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需要保护的种质资源种类多、地域广、范围大、生存条件复杂,保护和利用难度较大。加之社会对种质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种质资源保护形势严峻。

原则八:严格执法,提高保障

以山东寿光为例,寿光及周边地区蔬菜种植面积84万亩,年产蔬菜40亿公斤,被誉为“中国第一菜园”。寿光蔬菜种业经历3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前,菜农自留种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选购国内科研单位种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种子企业、科研院所生产不出高档种子,他们只能被迫接受国外优质高价的“洋品种”。

不仅如此,当前种业市场已经形成了国外企业寡头垄断的格局,如果不能保护好自身的种质资源,不能有效应对外资强劲扩张的势头,扶持国内种子企业做大做强,中国种业发展甚至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原则七:重视人才,保护资源

我国种业面临严峻挑战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表示,种子法修改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发展现代种业要求,立足于提升我国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体制机制、品种审定和登记管理、植物新品种保护、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种业监督管理等进行全面规范,构建科学、合理、健全的种子法律制度。

原则六:推动整合

同时,由于我国在大田作物转基因种子等方面的竞争力薄弱,通过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来培育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有了与跨国公司相竞争的本钱后,再开放大田作物种子市场,这样才不至于陷入被动境地。(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赵刚 林源园 )

严格审批外资利用种质资源

抛开对转基因种子的争论,我国转基因种业的研发体系也较为分散,需要整合力量成立转基因专门平台,使中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迅速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基因,才有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资本,然后才能开放大田作物市场。

跨国公司进来可以提高我国种子产业的竞争意识,尽快与国际接轨,但对我们的挑战也是严峻的。

种质资源保护不力,有效利用不足,流失比较严重;育种创新体制机制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种业国际竞争力弱;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小,假冒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基层种业执法机构权责不清……随着种子法,日前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我国种子生产经营出现的种种问题被摆在了台面。

澳门金莎,总体来看,中国的种业发展规划相对滞后,各地参差不齐。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均需加强,全国一盘棋,建立统一规划;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央与地方种业发展规划之间应形成有效的对接。

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种业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保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权威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现行种子法规定,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应当经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对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与国内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行为没有规范。“这导致境外人士、外国企业或外国其他组织能够借合作研究之名,轻易获取我国优异种质资源。”

我国在公共资金分配上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由政府合理引导,在科研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倾斜。科研院所要投向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企业要投向商业化育种和竞争性研究,推动两者之间的密切结合,发挥协同效应。

70家外资种业公司进入

“种子是农林科技进步的基础和重要载体,种业是提升农林竞争力的关键。农林业发展要以种为先,进一步提升种业的基础性、核心性、战略性作用。适时修订种子法对做大做强种业,转变农林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林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穆东升说。

中国种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例如推动设立制种生产风险基金和保险制度的法律化,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等。

第三,要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权威人士表示,围绕着种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在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保险、信贷、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将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转化为法律是必要的。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种子法修订草案专门设置了扶持措施一章。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赵刚,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第四,目前不宜开放大田作物种子市场。

种质资源是遗传物质代际传递的载体,是选育植物新品种的基础。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长期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44.3万份,居世界第二位。在建设国家种质库的基础上,全国有30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生物基因保存中心或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目前还建立了野生稻、野生大豆和野生小麦等26类野生近缘植物原生境保护点169个。

目前来看,主要是中国农科院体系和科研院所体系掌握了大量种业研发平台和资源,但仅有这些平台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鼓励企业成立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将其融入中国种业做大做强的体系中。

尤其要提及的是美国孟山都公司,其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种子研发布局。孟山都的许多产品在美国及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1996年11月,孟山都公司与中国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这个由中方管理的合资企业第一次将保铃棉棉种带入中国市场。1998年7月,孟山都公司宣布了两个合作协议,其中之一是在安徽省成立第二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另一个是与农业部、国际矿业公司(IMC国际公司)以及加拿大国际发展机构共同在河北省成立可持续农业示范村。

目前,外资进入中国种业呈现出由蔬菜、花卉等园艺作物向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拓展,由种子生产销售向种质资源收集等科研育种上游延伸,由合资、合作经营向并购国内种子企业发展等特点。

原则二:政府引导,市场主体

首先,要提高种子产业战略地位,抢占转基因种子研究制高点。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大豆为例指出,由于中国的大豆产量低、出油率低,而难以抗拒美国转基因大豆的侵入,现在中国的食用油市场已经丢得差不多了。

中国种业需要组成许多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体,科研院所只有和企业结合才能检验其成果是不是有市场竞争力。在这种联合体中,既有代表国家利益的部分,也有代表企业利益的部分,政府需要推动科研资源和经营资源的结合,给予扶持政策,共同对抗跨国公司。在这里,并非仅仅局限于扶持大型企业,同时也要放活小企业发展,设置适当的市场进入、退出门槛以及资金和质量门槛,避免同质化的浪费。

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印度等国家的经验,进一步严格品种登记制度,严格控制转基因品种的销售和推广,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田作物种子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限实现国产化。

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外资进入中国种业呈现加速趋势,国外种子企业通过并购国内种子企业、独资或合资开展种子生产经营和设立研发机构等方式进入中国种业领域。一些境外机构通过这些形式获取中国优异种质资源,导致不少珍稀种质资源流失到国外。

中国种业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2009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加快良种培育、做大做强种业”已经上升为“战略举措”。春节前公布的新年一号文件也强调,要“推动国内种业加快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抓紧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业”。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很多种质资源被国外偷取和克隆以后,又反过来成为跨国公司制约我国技术发展的专利手段。跨国公司投入经费搜集发展中国家的种质资源,分离克隆有用的基因并申请专利。

记者了解到,提交审议的种子法减少了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的种类。取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各自再确定一至二种主要农作物作为审定品种的规定,审定的主要农作物由28种减少为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共5种。

国外着名的种子公司如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通过收购、兼并,迅速成为巨无霸式的国际种业公司。中国种业需要培育自己的种业巨头,借助于战略联盟,走集团化品牌经营道路,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整合多个企业的优势资源,打造中国种业的“航空母舰”,才能快速提升竞争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明确指出“要推动国内种业加快企业并购和产业整合,引导种子企业与科研单位联合,抓紧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种子企业”。

孟山都公司研究成功一项“终极基因”技术,以此来保护其品种权益。种子生产周期长,如果我国种业市场由“洋品种”占据主导地位,将会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而“洋品种”依仗其在品质、产量、抗病性等方面的优势,开价之高,难以想象。在寿光,菜农们不得不接受
“一克种子一克金”的现实。比如以色列海泽拉公司推出的番茄种子“189”等、瑞克斯旺公司推出的茄子种子“布利塔”等、先正达公司推出的甜椒种子“方舟”等,每克都在100元上下,折算下来,一粒种子价值3毛多钱,而甜椒品种“蔓迪”更是开出了每克种子180元的天价,1克种子相当于1克铂金。国外公司每年仅在寿光及其周边地区通过销售其高档蔬菜种子就拿走6亿元人民币。

国际种业市场垄断势头加剧,一系列收购、兼并活动推动种业整合重组。今后国际种子产业很可能被若干家大型跨国公司所主宰。世界种业巨头在生物技术、新品种研发等领域投入越来越大,一般都在其种子销售额的10%以上。